做出这种创新绝不是标新立异，而是立足于我国现实需要、反映了21世纪的时代需要
相关部门执法的依据也应一并整合，市场监督领域内的多部法律诸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标准化法》等必须及时修改，为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供统一的执法依据。鉴于此轮机构改革涉及党政军群各方面，存在合并机构和职责、改变机构名称、划转调整职责、创制新的机构和职责等问题，加之各项改革不完全同步进行，地方机构改革有滞后效应，必然在履行职责和执行法律方面产生问题。
但从长远看，因缺乏法律效力，三定规定尚不能有效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为此，条件成熟时，建议在三定方案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各个部门的行政组织通则，将改革后机构的职责权限、组织编制和人员编制等重要内容上升为法律，以增强权威性。如果并入党的机构的行政部门执意以党的机构的名义制定规范、实施行为的，如何救济和监督，亟待中央出台相关规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国家监察委员会出台相关规定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例如，人社部的社会保险费征收职责划入国家税务总局后，由此形成的复议应诉职责也一并转移到国家税务总局。
中央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由于执法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并不完全统一，因此，在清理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应该制定统一适用于所有行政执法活动的执法权限、责任和程序方面的法律，如行政综合执法法等。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
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如果只讲法治，不讲德治，这是不教而诛，既与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不相容，也与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传统所相违。而党章不仅是每一位共产党员价值观的凝结，而且是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从理论上弄清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
因此，我们反对专断专制的人治，而决不是反对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正确的主观能动性即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法治国的活动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一方面是为着巩固和完善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服务，又与国体、政体一起，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
有人说，邓小平对思想问题不主张争论。同样也根本不存在用国家法律来匡正党内法规的问题。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述，完全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依法治国战略中的运用。
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若该解释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那么，什么叫国体，什么叫政体？1954年，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范文澜问：主席，您总讲国体、政体，我对此还不甚明白。只是因为现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要素中还必须保留资本，我们也需要且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调动资本的积极性。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一条铁的经济、社会法则。另外，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有善法、善治或是恶法、恶治之分。
宪法实施的监督，首先是人民的监督。我们所讲的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至少在以下五点有根本的不同：（1）领导力量不同。
现在，不少同志关注着国有企业管理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请注意上述论述中的后两句话，也就是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都不是我们目的的本身，而是手段和途径，根本目的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三个自信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和最为关键的是理论自信。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但对资本也必须实行必要的节制。所以，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和所要实施的法治，必须是良法、良治即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和治理，也就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和治。
当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确立后，邓小平坚决明确地反对就一些具体方针政策和探索性、实验性的改革举措进行无休止的、无原则的争论。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但并非不重视规则制度的作用，孔子也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党与法的关系之中，还嵌入一个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司法独立在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时，也无疑起过进步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完全正确。在我国古代，一般说来，儒家主张以人治为主，其代表性言论是：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
法治强调的则是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稳定性、权威性和连续性。《决定》的上述精神，并不是新的制度规定，而是我们宪法相关条款的具体化。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再说，对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其中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利润额度何止300%呀。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党内法规严格执行了，国家法律才能严格执行。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七、依法治国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关系 依法治国的主语和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能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特别仅仅是几个法学家（当然，人民的法学家，人民会永远尊敬和依靠）。既然德治与法治同样重要，为什么我们党现在就法治问题专门召开全会并作出决定呢？这是因为我们党面临国内外的机遇与挑战都前所未有，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影响，社会各种群体中的价值观又多元多样，一些人其中包括党政领导干部正确的理想信念动摇，也就是说自律明显减弱，反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窖洞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不需要在此之外，成立一个独立的既不接受党的领导，又不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专门机构来承担这一使命。
第三道是狭义上的制度规章，即党规和行政纪律。有人说，依宪治国就是接受了西方宪政的提法。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指出 ：刑法需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应当承认，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立，是维护资本当家作主的十分成熟的制度之一。
但依法治国不是党领导人民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的唯一方式和途径，也不是党的领导的全部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要的是为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和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反对的是为着资本当家作主的法治和专断专制的人治。
依法管理文化，必须首先做到宪法中要求的那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不强调德，连一部良法也制定不出来，就更谈不上依法治国了。
党内法规是指有制定权的党组织根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八、我国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西方司法独立的关系 应当承认，当前我国司法领域突出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公信力不高等问题。
